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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义延安-自我革命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一把“钥匙

【返程客流迎高峰】

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,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,這同封建王朝、農民起義軍有著本質區別,不可簡單類比,但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。

一路走來,從找到“民主新路”,到堅持“兩個務必”,再到牢記“初心使命”、推進“自我革命”,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用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取得偉大成就,破解了舊社會舊制度導致的“歷史周期率”問題。

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深刻指出:“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,鞏固政權更不容易;只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出問題,社會主義國家就出不了大問題,我們就能跳出‘其興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’的歷史周期率。”

破解“四個不容易”,靠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,實現黨長期執政、國家長治久安,我們黨自身必須始終過硬,像總書記要求的那樣,“敢於進行自我革命,敢於刀刃向內,敢於刮骨療傷,敢於壯士斷腕,防止禍起蕭牆”。

自我革命破解歷史周期率歷史是時刻警醒我們的一面鏡子。“歷史周期率”之問也並非沒有來由,習近平總書記曾有過精彩點評。

有人勸阻他不要著書為共產黨作宣傳,以免遭受人身危險。

比如一統天下的秦始皇,窮奢極欲、搜刮民財,最終落得富麗堂皇的阿房宮變成一片焦土,“後人哀之”;歷經“文景之治”、武帝稱雄的漢朝,最終陷入三國紛爭;創造“開元盛世”的唐明皇后期也轉為昏庸、怠於政事,史稱“侈心一萌,邪道併進”。

歷史周期率是我國曆史上封建王朝、封建政權擺脫不了的宿命。封建王朝盛極而衰、農民起義軍先勝後敗,一個共同的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,就是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。

“四個不容易”是歷史難題,也是時代課題。但惟其難解,方顯共產黨人英雄本色。

毛澤東與黃炎培的“延安對”1945年7月,為鞏固民主團結、促成國共談判,黃炎培等6名國民參政員造訪延安。雖然只有5天時間,但中共領導人的朴實穩重,紅色延安的民主祥和,讓黃炎培不禁感慨:“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,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。”

期間,毛澤東同志問黃炎培有什麼感想。黃炎培坦率地說:“我生六十多年,耳聞的不說,所親眼看到的,真所謂‘其興也勃焉’,‘其亡也忽焉’,一人,一家,一團體,一地方,乃至一國,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……一部歷史,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,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,‘求榮取辱’的也有。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。”

自我革命是破解歷史周期率的一把“鑰匙”。

我們黨自身必須始終過硬任何一個政權,建立不容易,保持興旺發達、長治久安,也不容易。如果不自省、不警惕、不努力,再強大的政權都可能走到“霸王別姬”的窮途末路。習近平總書記將這個道理概括為“四個不容易”:功成名就時做到居安思危、保持創業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狀態不容易,執掌政權後做到節儉內斂、敬終如始不容易,承平時期嚴以治吏、防腐戒奢不容易,重大變革關頭順乎潮流、順應民心不容易。

來源:《求是》、學習強國、學習時報、北京日報

他說:“我只是用朴素的寫真筆法寫出所見所聞所談,決不加以渲染。共產黨確實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,事實勝於雄辯,我黃炎培不作違心之論。”

1945年8月10日,黃炎培在重慶出版了自己著述的《延安歸來》。他在書中寫道:“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貴的精神,倒是不斷地要好,不斷地追求進步。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,前途希望是無限的。”

在《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》這篇重要文章中,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秦、漢、唐、清等封建王朝興衰更替,以及明末農民起義、晚清太平天國運動等失敗的歷史教訓,得出一個重要結論:

比如席卷天下的李自成起義軍,進了北京沉迷享樂、軍紀鬆弛,與清兵一擊則潰;定都天京的太平軍,進城後醉生夢死,到後期革命鬥志盡失,一敗塗地。

毛澤東同志的回答乾脆果斷:“我們已經找到新路,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。這條新路,就是民主。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鬆懈。只有人人起來負責,才不會人亡政息。”

這就是我們黨要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義所在。

在黃炎培看來,“這話是對的”,因為“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,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,才能使地地得人,人人得事。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,怕是有效的”。

編製:海元策劃:王鵬權 周璐銘韓辰 李丹華